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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城保护中的街区及其局限
发布时间:2025-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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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城市中有许多古代城市的遗痕,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侧重于地上文物比较集中的区域保护,这种区域的划分是有其局限性的。

  1982 年 2 月 8 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给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法定地位,标志着中国名城保护制度正式诞生。2022 年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四十周年,也是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提出“历史文化街区”概念二十周年,适逢刘庆柱先生八十华诞,谨以此文为先生寿。

  1982 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这些名城保什么、如何保的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更多的探讨。从名城的保护实践看,大致有三种保护状态:

  一是较完整保护型,即通过另建新区保护古城,使整个老城得到较为完整的保护,如平遥、丽江等历史名城;

  二是风貌保护型,即保存古城格局,保护数片历史文化街区,其他地区进行有机更新,如苏州、扬州等名城;

  三是文物保护型,重点保护文物古迹,但古城格局已有较大改动,历史风貌几乎全面改观,如南昌、长沙、沈阳等城市 [1]。

  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一些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应对城市快速发展中的古城保护问题? 1985 年 7 月 5 日至 10 日,8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在古都开封召开的《六大古都保护规划学术研讨会》,这是全国第一次从规划角度探讨六大古都保护问题的学术会议,《城市规划》1985 年第 6 期发表了此次会议的综述文章,会议主题就涉及古城的全面保护和重点保护的问题 [2]。

  1986 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公布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2000 年前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规划在全国名城逐步展开,比较有影响的如《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等。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提出,既可以看作是对名城保护的具体落实,也可以看作是在整体保护遇到问题时的一种退守。1992 年以来,各地全面推进的城市“土地批租”制度,在为旧城改造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历史名城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学术界对于如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就产生了意见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从保护的角度看,要把一座古城原封不动保护下来,代价太大,也无此必要和可能,因为城市始终是处于发展变化的进程之中。这个时候,将眼光放到特色风貌比较集中的重点地段,采取保护措施,通过对重点地段特色价值的挖掘与保护,进而彰显整个城市的风貌,就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3]有的学者则认为:“现在北京市公布的旧城内二十五片历史街区,是第一步保护北京旧城的措施,应当把北京旧城内的胡同都保护下来。所谓‘历史街区’是从国外引进的概念,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城市的实际情况,是在保不了大部分街区时的一种让步退缩的借口。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上要保护中国特有的古代城市规划的遗址遗痕,才能体现出中国古代城市的格局和风貌。历史街区只是局部。我们不能拣芝麻丢西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舍整体保局部是片面的作法,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是不可取的。” [4]

  历史文化保护区有不同的概念表述,2002 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中采用了历史文化街区这一专有名词,2002 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

  由此,历史文化街区成为名城保护三级结构中名城、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的中间层级,并成为法定名词。但是,关于名城保护中间层级的名称和内涵,并没有完全统一,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在 2005 年基本编制完成上报,《规范》中辨析了历史地段和历史文化街区这两个概念。《规范》中对“历史地段”的定义是:“历史地段是国际通用概念,可以是文物古迹比较集中连片的地段,也可以是能较完整体现历史风貌或地方特色的区域。……历史地段内可以有文物保护单位,也可以没有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地段也可指代其他建筑群、古镇、古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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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规范》对术语的说明中,还回溯了“历史文化保护区”这一概念,并提出:历史文化保护区与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基本相同,以后的保护规划中都采用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规范》中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应具备的条件进行了规范,包括:“1. 有比较完整的历史风貌;2. 构成历史风貌的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基本上是历史存留的原物;3. 历史文化街区用地面积不小于 1hm²;4. 历史文化街区内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用地面积宜达到保护区内建筑总用地的 60% 以上。”

  2015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包含了北京市皇城历史文化街区、北京市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天津市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上海市外滩历史文化街区、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 30 个街区。历史文化街区发展成为“名城”“名镇”“名村”之外的“第四名”。次年,住建部为贯彻落实 2016 年发布的《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制定了《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方案》,进一步强调“历史文化街区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内容”。2021 年,延续 2016 年工作方案的精神,住建部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通知》,此次通知要求“按照应保尽保的原则”,“及时认定公布符合标准的街区和建筑,纳入保护名录”。此次《通知》还要求“丰富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内涵和类型,及时将符合标准的老厂区、老港区、老校区、老居住区等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类型,做了进一步的扩充。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的《通知》发布了《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参考)》,《标准》提出凡符合规定的城镇的传统居住区、商贸区、工业区、办公区等地区,可以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这使得历史文化街区的划定,具有了更新的标准,反映了对历史文化街区认识的变化。

  2021 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意见》提出要“保护能够真实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历史地段”。这是中央层面第一次明确提出“历史地段”的概念和保护要求。一些学者提出“历史地段不等同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是《意见》提出的新遗产类型,是指历史遗存丰富、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相融合,能够真实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并保存一定文化环境的地段。历史地段是构成城市格局风貌特色、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5]名称的不同,内涵的差异,反映了名城保护中还有许多理论问题有待深入的探讨。作为法定名词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名城保护中所起的作用,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 是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三层次的历史文化名城体系的建立。二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开 始真正意义上从‘虚’走向‘实’。这里的虚,是指名城的‘格局’保护,相对较虚,因为格局需要保护,也需要延续,同时监管的范围比较模糊,具有弹性。而历史文化街区中的 ‘风貌’是要保护其历史的真实性,范围比较明确,要求比较细致,监管的范围比较清楚,具有一定的刚性。三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开始真正意义上从精英走向大众。因为在历史文化街区中,居民生活成为保护关注对象之一受到重视,物质遗产保护和非物质保护在这里交融为一体。” [6]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法定的名称,在名城的保护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8 年 4 月,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提出了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五项条件,其中第五项条件为“在所申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还应当有 2 个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但是,历史文化街区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本文就历史文化街区在名城保护实践中保护对象的局限,和历史文化街区作为一个区域在城市有机更新过程中均质化的局限展开一些讨论。

  历史文化街区划分的主要标准是历史建筑,有学者认为“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历史文化街区以保存有一定数量或比重的历史建筑为基本特征,由真实的历史遗存和历史风貌构成整体环境。历史建筑是构成历史文化街区整体风貌的主要因素,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可以是不同时代的,但必须是真实的历史遗存而不应是重建和仿造的建、构筑物”。 [7]但是,历史上的建筑是否保存能够保存至今,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一座城市有多种构成要素,衙署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然而保存至今的衙署建筑寥寥无几。1996 年,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对市中心五一广场东侧走马楼等建设区域内的 60 余口历代古井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除出土铜、铁、木、竹和陶瓷等 3000余件各类文物以外,在其中编号为 22 号的古井里,出土了一大批三国孙吴时期的纪年简牍,总数约 17 万余片,200 余万字,内容主要为地方文书档案,这批珍贵的档案之所以被埋藏在古井之内,原因在于汉代这里就是长沙郡的衙署所在 [8]。2021 年,在河南邓州市团结中路安置房升级改造的过程中,发现了宋金时期的房基、灶、大型排水设施、道路、灰坑等遗迹,发掘者认为房屋横跨排水设施说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已出现沿街设市的现象 [9]。在城市基本建设过程中发现古代的遗迹、遗物,其实是经常遇到的事情。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很多属于古今重叠型的城市。有些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秦汉,如汉代的长沙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动荡,隋唐重新归于一统之后,各地陆续规划兴建了一批新的城市,许多隋唐新建的城市沿用至今,如隋唐长安和洛阳。“在古今重叠的城市内,对古代城市遗迹不可能进行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因此,要研究古今重叠的城市,唯一的方法便是考察分析现代城市中所遗留的古代城市痕迹,并据以复原被埋在地下的古代城市的平面规划和布局。” [10]

  隋唐以来文献增多,为我们考察分析现代城市中所遗留的古代城市痕迹提供了线索,对于古今重叠型的城市,赵正之、宿白、徐苹芳等先生都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就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也进行过阐述。古今重叠型城址的研究工作“不能一次完成,必须有一个固定的考古研究机构负责这项工作,要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才能逐渐完成。我们常把这种工作方法比喻为‘拼七巧板’。薪火相传,持之以恒,这不是任何个人能独立完成的事”。简言之,对于古今重叠型城市的研究,我们需要有长期工作的准备,同时也要认识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既可能与重要的历史遗迹分布范围有重合,也可能是历史文化街区所不能涵盖的。正如徐苹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城市考古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凡是这个城市所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都在城市考古的范围内。但是最要紧的是要把这个城市的范围、道路和一些大建置(如宫苑、衙署、寺观、仓库、宅第、府舍)的所在及其形制,特别是要把城市布局和规划的情况搞清楚。要有一张以今日该地实测图为底图的遗迹实测图。我们做几十年的工作,几乎全部成果要表现在这张图上。那么,像元大都这样古今重叠型的城市,已不能按学术目的的要求来大规模做考古勘察和发掘的情况下,基本的工作方法虽然与一般的古代城市相同,却必须适应古今重叠的特殊条件,改变一般规则。”

  古今重叠型的城市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整体意识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又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是因为城市的格局一旦形成,在传统社会私有制体系下很难做全局性的改变。认识一座名城的城市发展史,最重要的是了解这座“城市在兴建以后范围有没有变化,城市的主要布局有没有改变,主要衙署和宗教建筑的位置有没有变动,城垣本身有没有增补”[11]。宿白先生将古代城市的变化概括为缩小、扩展和改造三种情况。缩小的情况主要发生于北方,城市在遭受战乱破坏、人口减少之后,压缩到保存较好的范围里。城市拓展的情况隋唐以后主要发生在南方,唐代后期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南方城市普遍经历了一个增筑时期,新扩的部分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需要,突破了里坊制度的限制。城市缩小会沿用原有城市的部分街道骨架,城市扩展出的城区街道则基本上不同于原来城市的街道系统。对城市原来规划变动最大的是改造旧城市某些面积较大的地区。这种改造明清两代各发生过一次。明代初期分封王子,在封地内营建王城。这种王城不少建造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如成都的蜀王城、长沙的潭王城、青州的齐王城等,王城占据的大片区域和与之连接的街道都要改变面貌。清代在各主要城市建造满洲城,满洲城有的建在原来的城市外面,有的则建在城市的里面,建在城市里面的满洲城就对原来的城市格局带来了很大的改动。古代城市虽经现代改建,但许多地方仍有痕迹可以追寻。徐苹芳先生在《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中曾经举崇文门内大街附近半圆弧状的街道为例,说明“遗痕”在城市研究中的作用。洪武元年(1368 年),徐达攻取元大都之后,即缩元大都城北部,在今德胜门和安定门一线筑北城垣。明成祖定都北京后,永乐十七年(1419 年)拓展北京南城垣,拆除了元大都的南城垣,将明代北京南城垣移至今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元大都的南城垣及其护城河旧迹则皆包入明代北京内城之南部。有意思的是,麻线胡同西段突然向南拐弯,呈半圆弧状与崇文门内大街相交,这不符合街道规划的原则,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完全是因为这条胡同是在元大都护城河旧道上形成的,它如实地反映了元大都南城垣护城河到文明门(在东单路口南侧)前包绕瓮城的痕迹 [12]。

  现代城市中有许多古代城市的遗痕,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侧重于地上文物比较集中的区域保护,这种区域的划分是有其局限性的。因此,《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中又提出了将历史地段作为新的遗产类型,其实历史地段并非一个新的概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就有“历史地段”,因此,“历史地段”如果要作为一个新的遗产类型,需要赋予其新的含义,比如增加可能的地下文物埋藏区。

  地下文物埋藏区,在 2005 年发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已经涉及,《规范》提出“地下文物埋藏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提及“《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条例》第十八条也要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的范围界限”。但遗憾的是,2008 年正式发布和 2017 年修订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内容并未涉及地下文物埋藏区。

  但这一内容,早在 2002 年由当时的建设部发布的《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中已做了规定,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纳入了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具体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的具体控制指标和规定;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建筑群、重要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具置和界线 年住建部发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在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编制中明确了这一内容,要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当划定文物保护单位、地下文物埋藏区、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线,制定相应的保护控制措施。

  全国最早实际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城市是北京,从 1993 年公布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区,至今已陆续公布了五批。此外,还有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甘肃等地的多个城市也已陆续公布了地下文物埋藏区,还有其他城市公布了 “地下文物保护区”“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区域”“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等各种名称的类似区划,在名城保护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仍需立法和行政多方面的促进 [13]。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一个区域,在城市有机更新过程中也存在着均质化的局限。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建筑物处于城市建成环境中,往往还有人居住,因此这些建筑物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也比其他静态化的文物保护单位更加密切,对这些建筑进行再利用时,要求其具有较强的功能性,因而面临的问题远较一般的文物保护单位复杂,但是,由于划定了历史文化街区,就形成了对于区域建筑的均质化保护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城市的有机更新。

  [1] 张松:《历史城区的整体性保护——在“历史性城市景观”国际建议下的再思考》,《北京规划建设》2012 年第 6 期。

  [2] 晨风:《古都保护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六大古都保护规划研讨会综述》,《城市规划》1985 年第 6 期。

  [3] 赵中枢:《历史文化街区名称与内涵》,“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公众号2022年3月18日推送《城市规划专家赵中枢:历史文化街区名称形成过程与内涵》,。

  [4] 徐苹芳:《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古代城市规划及其保护》,《文物》2001 年第 1 期。

  [5] 王凯、王军:《重视历史地段的认定与保护》,《瞭望》2022 年第 23 期。

  [6] 赵中枢:《历史文化街区名称与内涵》,“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公众号2022年3月18日推送《城市规划专家赵中枢:历史文化街区名称形成过程与内涵》,。

  [7] 张松:《当代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法制建设进程》,《城乡规划》2012 年第 1 期。

  [8] 宋少华、何旭红:《嘉禾一井传千古——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发掘散记》,《文物天地》 1997 年第 4 期。

  [9] 包伟柯:《邓州团结中路安置房项目考古发现》,“河南考古”公众号2021年12月18日推送《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四)》,。

  [10] 徐苹芳:《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原载《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后收入氏著《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1] 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物》2001 年第 1 期。

  [12] 徐苹芳:《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原载《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后收入氏著《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3] 刘颂华:《对“地下文物埋藏区”制度的研究》,《东南文化》2015 年第 1 期。

  本文为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重大课题“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以中原地区为中心”(项目编号:ZD-5)阶段性成果。

  来源:《根与魂:考古学视野下不断裂中华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22年7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