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深入发掘长城遗产内涵与价值的必由之路,是科学做好长城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典型代表。
2019年8月20日和2024年5月14日,习两次强调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2023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以贯通古今的文化自觉,鲜明提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深刻总结。立足五大突出特性去理解长城,是深入发掘长城遗产内涵与价值的必由之路,是科学做好长城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典型代表。
两千多年的长城史见证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从春秋战国开始修筑长城以后,直至明清,几乎所有于北方定都的朝代都有修建长城。统一后的秦朝为抵御匈奴,将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相连形成了最早的万里长城。汉武帝雄才大略,长城更从临洮向西延伸到了玉门关,再向西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缘的商路沿线修建了大量的烽火台。曹魏到西晋时,匈奴势衰,鲜卑虽已兴起,但内部矛盾重重,对中原王朝未构成根本性威胁。所以未见曹魏、西晋修建长城的记载。但在河西走廊和西域发现了一些这一时期的烽火台,说明当时仍在使用长城防御体系。
大分裂时代的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直至重归一统的隋朝,为防御柔然和突厥,掀起了长城修筑的第二个高潮。尤其是北齐和隋朝这两个立国时间很短的王朝,修建长城的长度不逊于那些时间较长的统一王朝,北齐的20余年间见于记载的长城长度就达六、七千里。唐太宗以隋炀帝为镜,不主张修长城。[i]但唐代文献中记载今山西省太谷县和河北省涿鹿县有贞观元年(627)、开元年间(713—741)的长城。[ii]新疆发现的烽火台,大量也是唐代修筑的。还有著名的三受降城及沿线的一千多座烽火台,都揭示了长城之于唐朝,依旧有着重要的作用。
宋、辽、西夏、金是中国又一次的大分裂时代,同时也是长城修筑的第三次高潮。宋朝为防辽,在平坦的华北平原挖筑壕沟建起了“水长城”,金朝更是在一马平川的蒙古高原东部掘出了数千公里的界壕防御新兴的蒙古族骑兵。即使辽和西夏,也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辽国为阻断渤海国政权和中原的海路交通,在辽东半岛修筑长城。西夏的长城位于内蒙古西部和蒙古国南戈壁省,其时代经过测年为10—13世纪,被认为是用于防御蒙古族进攻的,可惜没有文献佐证,时代存疑。[iii]
最后一次长城修筑的高潮,就是明朝,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最终定型。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保存较为完好的长城多是明朝遗迹,这是汉民族和蒙古族共同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即使到了清朝,虽说满族来自长城以北,长城的重要性不再如前朝那样重要,但有清一朝,为便于开展贸易、保护地方,对长城的修缮、利用几乎没有中断。
长城出现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历朝历代几不间断修筑长城,归根结底,就是秦朝统一中国后,中华民族已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长城正是维护大一统国家的那道“墙”。欧洲公元2—4世纪的哈德良长城,有着与中国长城相近的性质与形态。还有公元1—3世纪今德国南部的“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即所谓的“木栅长城”,它们都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此后欧洲再也没有出现长城。
中华文明从不僵化,在长城修建时充分“因地制宜”。“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iv]的原则贯穿整个长城史,从最早的楚长城和齐长城,到两千年后的明朝莫不如此。
高山、河流、森林、戈壁,均成为长城防线的组成部分。为增强防御效果,还将山体进行铲削,形成山险墙或劈山墙。在黄河北岸,除垒石为墙外,秦朝还“树榆为塞”,[v]利用榆树林阻遏匈奴骑兵的铁蹄。北宋时在平坦的河北平原挖掘壕堑形成了“水长城”抵御辽国。
建筑材料的选择,更是就地取材。东北、华北的多石山区,长城多为石墙。黄土高原上的夯土墙体,其坚固性丝毫不逊于石墙。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汉朝人用红柳、芦苇、胡杨木等植物和沙土分层筑成的“红柳夹沙”墙至今屹立不倒,那一层层的突棱仿佛油画《父亲》额头的一道道皱纹,虽苍凉但坚韧。
蒙古高原的东部地势开阔,一马平川,在这里垒一道长长的墙不管是财力人力的消耗,还是后期进行戍防都不是很明智的选择。金朝人采取了最实际的方式,挖了一条长长的壕沟,并将挖出来的土堆在壕沟两侧,形成了壕、墙一体的立体防线。
中华民族从不停滞,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长城在16世纪时其建造、使用达到了长城时代的巅峰。代表人物就是戚继光,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错综复杂的墙体设施、各式各样的空心敌台、大小相间的关堡卫所,配置了火力交叉的冷热兵器,这些都在统一的规划设计中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在这里一览无遗。
明朝的灭亡绝不是长城无用论的注脚,相反20世纪30年代的长城抗战,让我们看到了古代的长城永远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的脊梁。
统一性根植于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其前提和结果就是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长城的空间分布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
秦统一后定都北方的王朝,为抵御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南下,在北方边境修筑起了长城。历代长城的位置随着王朝势力的盈缩而有所变化,但大于蒙古高原的南缘和东缘,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长城成为保护农耕文明的防线,同时更成为维护国家统一、保障领土主权的标志。
大一统王朝时在北方边境修筑长城好理解,但为什么南北大分裂的时代,不管是北方王朝还是南方政权,都没有在秦淮或长江一线修筑长城呢!秦淮或长江固然是天险,但北方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不是也有黄河和阴山吗!所以这不是地理地形的问题,而是无论北方抑或南方政权,都视对方为被统一的对象,都认为这只是国家暂时处于分裂状态之中,统一必将到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推倒诸侯国的互防长城后,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就已然具备,即使分裂的时代,也再没有在中华民族的国家范围内修筑“互防”长城。
以南北朝为例,北魏前后数十年间在北方边境修筑了数千里的长城,但与南方的宋、齐交界区域却没有修筑长城,以后的东魏、北齐、北周也是如此。对应的是南方四朝也没有修筑长城。这不是巧合,从拓跋鲜卑取国号为魏,自认为是黄帝子孙就可以看出他们想统一中国的雄心。南方王朝更是以恢复旧地为最大的政治目标,自也不会去修筑阻隔南北的长城。统一是双方的共同追求。
不仅长城防线内追求统一,中华民族各民族在长城以外的广阔区域一样也在追求统一,北方民族主动追溯华夏脉络,实现文化整合,推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发展。[vi]我们只能说长城建在中原政权的边疆,却不能说长城是中国的“边界”,长城从来也不是国界,塞外的广阔天地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家园。[vii]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长城不惟是汉族所建,包括鲜卑族、女真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于长城的修筑也有着共同的执念。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以后,效法秦汉,修建长城防御柔然。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在蒙古势力兴起以后,开始挖壕筑墙长达数千公里。修筑长城的人群中也有少数民族的身影,隋文帝曾“发稽胡修筑长城”。[viii]戍守在边防前线的,有些原本就是长城防御的对象。西汉甘露二年(前52),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宣帝请求为汉朝守卫长城,“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ix]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迎娶王昭君时,再次向汉元帝请求“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x]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代表。
长城从来不是封锁线,从汉至明,长城两侧的人群往来未曾中断,西汉时的和亲,北宋时的岁赐,明朝时的俺答封贡,清朝时的闯关东、走西口等等,都促进了差异极大的各民族在相互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超越地域、超越血缘最终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长城成为锻造中华民族的大熔炉。必须指出的是,民族融合从来不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而是伴随着激烈的斗争与冲突的。
长城更是多种信仰的汇聚地。明朝长城沿线的城堡里,文庙、佛寺、城隍庙、真武庙、玉皇阁、关帝庙、马王庙、奶奶庙、东岳庙、山神庙,等等,不一而足,儒、道、释三教在这里汇集。长城沿线在明朝时也是教传播的重要区域,尤其是一些独当一面的将军就是回族同胞,如曾任大同总兵、宁夏总兵、延绥总兵的麻贵,曾任山海总兵、宁夏总兵的马世龙,等等。清朝晚期,西方的天主教传播到长城沿线,山西省左云县八台子村的长城边上,中国天主教七处圣地之一的大单巴教堂就位于此。这座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教堂见证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超越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性,在长城上展露无遗。
长城修建的本身意义,不在于战争,而在于和平;不在于独利,而在于共赢。长城达到了建立秩序与规则的实际作用,既维护了农耕民族的安定生活,也保障了草原游牧民族的自由和平。双方的人们都深深懂得和平的珍贵与战争的巨大破坏性。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延绥巡抚余子俊曾算过一笔帐,八万军队打仗一年的成本约需要979万两白银,而同期修筑长城的工程造价仅9—20万两,还不包括在长城内进行屯垦收获的粮食所节省下来的军费。[xi]当然战争损失的不仅仅是金钱,更多的是战士的马革裹尸、身首异处,百姓的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田地的荒芜苍凉、赤地千里。
和平、和睦、和谐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理念。正因为如此,长城南北的战争并不是常态,经贸往来则一直是主流。开放边境贸易,互通有无,不仅是汉族,也是匈奴、契丹、党项、蒙古等民族的共同需求。北宋并州知州庞籍曾语“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xii]明朝时俺答汗曾屡屡南犯,其要求不过是“予我币,通我贡”。[xiii]隆庆议和后,“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xiv]双方都从和平中获得了领土的安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共生并进。呼韩邪单于归附西汉之后,“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xv]这样的和平景象才是长城地带的主流。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和平的爱好者与建设者。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深深地烙印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
[i]张祥瑞:《民族交融视域下唐朝不筑长城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第91页。
[ii]《书》卷39《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003、1022页。
[iii]A·A·科瓦列夫、Д·额尔德涅巴特尔:《蒙古国南戈壁省西夏长城与汉受降城有关问题的再探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年第2期,第105—106页。张文平:《西夏北部边防军司城寨探考》,《草原文物》,2019年第2期,第92—93页。
[iv]《史记》卷88《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5页。
[vi]赵现海:《长城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发展》,《光明日报·理论版》,2025年6月2日,第7版。
[vii]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长城画传》,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7—78页。
[ix]《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798页。
[x]《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803页。
[xi]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长城画传》,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1页。
[xii](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9,北宋嘉祐元年、西夏福圣承道四年(1056)。
[xiii](明)叶向高:《四夷考》卷5《北虏考·俺答汗致嘉靖皇帝书》。
[xiv]《明史》卷222《王崇古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843页。
[xv]《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826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